作者:魯迅
東京也無非是這樣。上野的櫻花爛熳的時節,望去確也像緋紅的輕云,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結隊的“清國留學生”的速成班,頭頂上盤著大辮子,頂得學生制帽的頂上高高聳起,形成一座富士山。也有解散辮子,盤得平的,除下帽來,油光可鑒,宛如小姑娘的發髻一般,還要將脖子扭幾扭。實在標致極了。
中國留學生會館的門房里有幾本書買,有時還值得去一轉;倘在上午,里面的幾間洋房里倒也還可以坐坐的。但到傍晚,有一間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響得震天,兼以滿房煙塵斗亂;問問精通時事的人,答道,“那是在學跳舞。”
到別的地方去看看,如何呢?
我就往仙臺的醫學專門學校去。從東京出發,不久便到一處驛站,寫道:日暮里。不知怎地,我到現在還記得這名目。其次卻只記得水戶了,這是明的遺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。仙臺是一個市鎮,并不大;冬天冷得利害;還沒有中國的學生。
大概是物以希為貴罷。北京的白菜運往浙江,便用紅頭繩系住菜根,倒掛在水果店頭,尊為“膠菜”;福建野生著的蘆薈,一到北京就請進溫室,且美其名曰“龍舌蘭”。我到仙臺也頗受了這樣的優待,不但學校不收學費,幾個職員還為我的食宿操心。我先是住在監獄旁邊一個客店里的,初冬已經頗冷,蚊子卻還多,后來用被蓋了全身,用衣服包了頭臉,只留兩個鼻孔出氣。在這呼吸不息的地方,蚊子竟無從插嘴,居然睡安穩了。飯食也不壞。但一位先生卻以為這客店也包辦囚人的飯食,我住在那里不相宜,幾次三番,幾次三番地說。我雖然覺得客店兼辦囚人的飯食和我不相干,然而好意難卻,也只得別尋相宜的住處了。于是搬到別一家,離監獄也很遠,可惜每天總要喝難以下咽的芋梗湯。
從此就看見許多陌生的先生,聽到許多新鮮的講義。解剖學是兩個教授分任的。最初是骨學。其時進來的是一個黑瘦的先生,八字須,戴著眼鏡,挾著一疊大大小小的書。一將書放在講臺上,便用了緩慢而很有頓挫的聲調,向學生介紹自己道:
“我就是叫作藤野嚴九郎的……”
后面有幾個人笑起來了。他接著便講述解剖學在日本發達的歷史,那些大大小小的書,便是從最初到現今關于這一門學問的著作。起初有幾本是線裝的;還有翻刻中國譯本的,他們的翻譯和研究新的醫學,并不比中國早。
那坐在后面發笑的是上學年不及格的留級學生,在校已經一年,掌故頗為熟悉的了。他們便給新生講演每個教授的歷史。這藤野先生,據說是穿衣服太模胡了,有時竟會忘記帶領結;冬天是一件舊外套,寒顫顫的,有一回上火車去,致使管車的疑心他是扒手,叫車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。
他們的話大概是真的,我就親見他有一次上講堂沒有帶領結。
過了一星期,大約是星期六,他使助手來叫我了。到得研究室,見他坐在人骨和許多單獨的頭骨中間,——他其時正在研究著頭骨,后來有一篇論文在本校的雜志上發表出來。
“我的講義,你能抄下來么?”他問。
“可以抄一點。”
“拿來我看!”
我交出所抄的講義去,他收下了,第二三天便還我,并且說,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給他看一回。我拿下來打開看時,很吃了一驚,同時也感到一種不安和感激。原來我的講義已經從頭到末,都用紅筆添改過了,不但增加了許多脫漏的地方,連文法的錯誤,也都一一訂正。這樣一直繼續到教完了他所擔任的功課:骨學,血管學,神經學。
可惜我那時太不用功,有時也很任性。還記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將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,翻出我那講義上的一個圖來,是下臂的血管,指著,向我和藹的說道:
“你看,你將這條血管移了一點位置了。——自然,這樣一移,的確比較的好看些,然而解剖圖不是美術,實物是那么樣的,我們沒法改換它。現在我給你改好了,以后你要全照著黑板上那樣的畫。”
但是我還不服氣,口頭答應著,心里卻想道:
“圖還是我畫的不錯;至于實在的情形,我心里自然記得的。”
學年試驗完畢之后,我便到東京玩了一夏天,秋初再回學校,成績早已發表了,同學一百余人之中,我在中間,不過是沒有落第。這回藤野先生所擔任的功課,是解剖實習和局部解剖學。
解剖實習了大概一星期,他又叫我去了,很高興地,仍用了極有抑揚的聲調對我說道:
“我因為聽說中國人是很敬重鬼的,所以很擔心,怕你不肯解剖尸體。現在總算放心了,沒有這回事。”
但他也偶有使我很為難的時候。他聽說中國的女人是裹腳的,但不知道詳細,所以要問我怎么裹法,足骨變成怎樣的畸形,還嘆息道,“總要看一看才知道。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?”
有一天,本級的學生會干事到我寓里來了,要借我的講義看。我檢出來交給他們,卻只翻檢了一通,并沒有帶走。但他們一走,郵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,拆開看時,第一句是:
“你改悔罷!”
這是《新約》上的句子罷,但經托爾斯泰新近引用過的。其時正值日俄戰爭,托老先生便寫了一封給俄國和日本的皇帝的信,開首便是這一句。日本報紙上很斥責他的不遜,愛國青年也憤然,然而暗地里卻早受了他的影響了。其次的話,大略是說上年解剖學試驗的題目,是藤野先生在講義上做了記號,我預先知道的,所以能有這樣的成績。末尾是匿名。
我這才回憶到前幾天的一件事。因為要開同級會,干事便在黑板上寫廣告,末一句是“請全數到會勿漏為要”,而且在“漏”字旁邊加了一個圈。我當時雖然覺到圈得可笑,但是毫不介意,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譏刺我了,猶言我得了教員漏泄出來的題目。
我便將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;有幾個和我熟識的同學也很不平,一同去詰責干事托辭檢查的無禮,并且要求他們將檢查的結果,發表出來。終于這流言消滅了,干事卻又竭力運動,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。結末是我便將這托爾斯泰式的信退還了他們。
中國是弱國,所以中國人當然是低能兒,分數在六十分以上,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:也無怪他們疑惑。但我接著便有參觀槍斃中國人的命運了。第二年添教霉菌學,細菌的形狀是全用電影來顯示的,一段落已完而還沒有到下課的時候,便影幾片時事的片子,自然都是日本戰勝俄國的情形。但偏有中國人夾在里邊:給俄國人做偵探,被日本軍捕獲,要槍斃了,圍著看的也是一群中國人;在講堂里的還有一個我。
“萬歲!”他們都拍掌歡呼起來。
這種歡呼,是每看一片都有的,但在我,這一聲卻特別聽得刺耳。此后回到中國來,我看見那些閑看槍斃犯人的人們,他們也何嘗不酒醉似的喝采,—— 嗚呼,無法可想!但在那時那地,我的意見卻變化了。
到第二學年的終結,我便去尋藤野先生,告訴他我將不學醫學,并且離開這仙臺。他的臉色仿佛有些悲哀,似乎想說話,但竟沒有說。
“我想去學生物學,先生教給我的學問,也還有用的。”其實我并沒有決意要學生物學,因為看得他有些凄然,便說了一個慰安他的謊話。
“為醫學而教的解剖學之類,怕于生物學也沒有什么大幫助。”他嘆息說。
將走的前幾天,他叫我到他家里去,交給我一張照相,后面寫著兩個字道:“惜別”,還說希望將我的也送他。但我這時適值沒有照相了;他便叮囑我將來照了寄給他,并且時時通信告訴他此后的狀況。
我離開仙臺之后,就多年沒有照過相,又因為狀況也無聊,說起來無非使他失望,便連信也怕敢寫了。經過的年月一多,話更無從說起,所以雖然有時想寫信,卻又難以下筆,這樣的一直到現在,竟沒有寄過一封信和一張照片。從他那一面看起來,是一去之后,杳無消息了。
但不知怎地,我總還時時記起他,在我所認為我師的之中,他是最使我感激,給我鼓勵的一個。有時我常常想:他的對于我的熱心的希望,不倦的教誨,小而言之,是為中國,就是希望中國有新的醫學;大而言之,是為學術,就是希望新的醫學傳到中國去。他的性格,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偉大的,雖然他的姓名并不為許多人所知道。
他所改正的講義,我曾經訂成三厚本,收藏著的,將作為永久的紀念。不幸七年前遷居的時候,中途毀壞了一口書箱,失去半箱書,恰巧這講義也遺失在內了。責成運送局去找尋,寂無回信。只有他的照相至今還掛在我北京寓居的東墻上,書桌對面。每當夜間疲倦,正想偷懶時,仰面在燈光中瞥見他黑瘦的面貌,似乎正要說出抑揚頓挫的話來,便使我忽又良心發現,而且增加勇氣了,于是點上一枝煙,再繼續寫些為“正人君子”之流所深惡痛疾的文字。
十月十二日